河津固镇宋金窑址:刷新中国陶瓷史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津市文物局发掘的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获得2016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入围项目奖……”1月10日,北京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汇报厅里,国内考古界大腕云集,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注:以下简称“河津窑”)考古项目负责人王晓毅从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手中接过奖状。此时的他,激动、感怀,因为,从2016年11月该窑址首次在太原市举办考古成果汇报到如今摘得考古界较权威的奖项,仅仅跨了一个元旦。

河津窑之所以能从山西走向北京,甚至走进全国考古人的视线,是因为该项目首次对山西古瓷窑进行系统、科学、完整的发掘,它的“横空出世”,印证了已经故去的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早年间说的话,“改写中国陶瓷史,从山西开始。”

A 河津窑填补山西制瓷遗迹空白

说起瓷器,很多人想到的都是景德镇,那是产瓷“大户”,而在山西历史文献记载上,对于瓷器的描述不多,相比数千年灿烂的华夏文明,瓷器这点事儿在山西黄土地上并不算出彩,大家只知道介休窑、浑源窑、八义窑,但从规模到形制,再到具体的工艺和产销问题,扑朔迷离……河津固镇宋金窑址的发现,就显得分外珍贵——系统、完整地发现了窑炉、作坊、全面反映了该窑址的制瓷产业链,出土的瓷器造型独特,工艺精湛,为全国其他窑口所无。

发现河津窑,纯属巧合。据王晓毅介绍,它们在做永济蒲州故城考古时,出土了一批细白瓷,胎细釉白,通常这类瓷器会被认为是河北定窑生产,但通过实地考察,蒲州出土的这批东西与定窑白瓷有很大区别。“山西古陶瓷考古的奠基人水既生先生早年曾发表文章提到过,河津也烧造白瓷。”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王晓毅找到了突破口,将目光锁定在了河津境内的古瓷窑址,而摆在山西考古人面前的惊喜也才刚刚开始。

ag9827.com|开户2016年3月12日,考古工作人员在固镇北涧发现一处窑址,接着在其周边的灰坑里发现了比较丰富的细白瓷片,而且能复原十多件器物,细密的胎质,柔白的色泽,在经过了岁月的洗涤之后,依然散发着清新脱俗的气质,这让考古人员颇为兴奋。考古队员贾尧说:“山西窑烧制黑瓷和白瓷为盛,白瓷更是弥足珍贵,河津窑出土的白瓷较磁州窑和其他窑口的古瓷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示了较高的烧造水平。”3月20日,发现了一处瓷窑炉,这是烧制黑、酱釉瓷的窑炉;3月27日,制瓷的作坊在固镇村附近被发掘出来,用来制作瓷胚的工具也随之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瓷窑遗迹,将河津窑的版图一次次扩大、刷新,让原本单一的窑址点多元化起来,集结成一个大的区域,越来越多的发掘成果,也向世人展示了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地方。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出土数以万计的瓷片、窑具,以及一定数量的陶器、铜钱、铁器、骨器等,时代多为宋金时期,以金代遗存为主。

如果说山西介休窑、八义窑、浑源窑展示了山西有过制瓷的历史,那么河津窑则充分展现了山西古瓷器成熟完善的制作流程和工艺,其瓷器的品相完全可以与大众熟知的五大官窑媲美。这样的辉煌成就理应改写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着名陶瓷研究学者任志录先生说:“以前在山西发掘的窑址,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让大家对山西窑的面貌有了了解,知道这些地方产过瓷器,但这次河津窑的发现使山西窑的面貌更加清晰。”河津窑址的发现、窑炉遗迹的存在,使得瓷器烧制方法有了呈现;作坊内出土的工具,让制作工艺得以显露;出土的大量瓷片,又展示了当时制作手法的高超和精美……这一系列的发现,填补了山西地区没有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

B 昔日河津窑瓷器贸易兴盛

我们无法穿越千年,去实地感受河津窑的“壮观”,但是不难想象那样的一个场面:固镇村周边窑口林立,手工匠人们在作坊里利用各种工具来制坯,窑厂的汉子们抡着膀子在高温的窑口烧制瓷器,等待成品出炉,而另一边,商客往来好不热闹。既然有如此兴旺的生产基地,那说明这些瓷器的销路不错,可是它们是怎样达到产销结合的呢?“从河津窑的位置上来看,它在一个渡口附近(禹门口及蒲津渡),这样就为瓷器的销售提供了便利。这边生产好,那边就能装船,销售到省内外。”按照考古队员孙先徒的介绍,河津窑在宋金时期或许已经做到了产销一条龙,从出土的瓷片中不难看到,细白瓷的细密和洁白,以及精美的纹饰,显现出很高的品质,部分瓷器上绘制的图案也非常精美,高雅的韵味显出了文人的格调和情趣。相比而言,山西其他窑口所烧制的大多为日常用具,而河津窑已经开始生产具有艺术气息的用具了。

另外,据相关专家介绍,河南考古所曾经在黄河古道上发现了一艘船,船上装有细白瓷,但是从目前考古成果上来看,这样的细白瓷不是河南的,也不是介休窑,很可能是河津窑的。如果联系上河津窑附近的渡口来判断,其生产的瓷器很有可能流通到全国各地。

C 出土瓷器为国内外馆藏品找到“根”

河津窑为何如此重要?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通过其出土的器物和瓷片来看,很多与国内外博物馆馆藏的藏品相同。一直以来,这些馆藏的瓷器珍品都找不到出处所在,而河津窑的考古成果,正好为它们找到了“根”。

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分别藏有一个六角形的剔花填黑彩的瓷枕,瓷枕通体白色,在枕头正面有黑白相间的花纹,其中日本珍藏的瓷枕上,底子是除了黑白花纹外,还有文字,而在河津窑考古过程中,就发现了相同的剔花填黑字文字枕的残片;在北京故宫博物馆内,珍藏有一个圆形瓷枕,通体白色,被称作珍珠地划花瓷枕,枕头正面的上半部分为清雅的花纹图案,通常下方多为空白,不过故宫珍藏的这个瓷枕下方则留有乾隆皇帝的题词,在河津窑中,就发现了珍珠地划花瓷枕的残片,这在国内任何窑址中都没有发现过,属于河津窑独有的特征,或许当地生产的某些瓷器,就是进贡到皇宫,为皇帝私人定制的,而乾隆皇帝之所以为其题词,是因为这件金代的枕头属于他私藏的古董,乃心爱之物。

当河津窑发现的瓷片成果初次问世时,国内研究瓷器的顶尖专家秦大树、郭学雷、王小蒙第一时间赶到山西。捧着这些沉睡千年的瓷片,兴奋不已,萦绕他们多年的关于馆藏瓷器出处的问题,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解答,它们有可能都出自山西的河津窑。“白底黑花瓷枕的存世量很大,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都有收藏,具有相同特性的瓷器也曾经在国内不少地方出土,如此推测的话,河津窑的规模不会太小。”省考古所信息资料考古研究部副主任高振华说。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说,河津窑固镇宋金窑址的发现比较重大,国内外许多产品的产地找到了。而且不仅找到了一个窑,也让大家了解到了窑的形制、工艺等方面,是现代做瓷窑考古的根据。

时光荏苒,昔日的河津窑窑址默默地呈现着千年前的繁盛,那些留下的颇为珍贵的瓷器和残片,不管“躺在”哪里,似乎也在此时饱含温度,讲述着曾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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